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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天下午，香港政府举行记者招待会，为能掌握最后主动，特首没出席，出席的是财经线三人：担任财政司司长的曾荫权居中，金管局总裁任志刚居左，财经事务局局长许仕仁居右。
三人宣布政府进入股市和期市的消息，并表示会动用一切手段，在股票、期指及股票借货渠道【注：指借出做空】上全面迎击国际炒家，尤其是会托住股市，绝不会让国际投机资本通过看跌期指赚钱。
这话一出笼，现场“嗡”地议论声大起。
面对随后众多记者的诘难，曾荫权掷地有声：“这场仗没有办法避，一定要打。救香港比某些惯例重要，香港都不在了，惯例还有用么？”
该发言语惊四座，后来外界才明白：当时最积极主张干预的技术官僚其实并不是任志刚，而是曾荫权。三驾马车中曾的表态最积极，任相对积极但偏中性，许的态度更趋于中立，但不反对同僚的意见。曾甚至认为，就算中央没有支持，港府也应该有所作为。因其这番表态，后来仕途上突飞猛进，2005年前任特首以身体健康原因辞职后其继任特首并连任。
记者招待会很快就结束了，但反对声随后铺天盖地响了起来：
民主党认为国际炒家之所以攻击政府，根本问题在于联系汇率制本身，而不在股市和期市，这实际上是在暗示放弃联系汇率制度——这等于是步东南亚其他国家后尘。
另有一批研究经济的学者，如科技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雷鼎鸣、香港城市大学金融教授张仁良则认为，香港一向奉行自由市场经济，这次行动开了坏的先例。
他们的逻辑不在于这次救市，而在于这次行动后的影响：政府居然可以救市，那大家就可以放心炒，反正崩盘了政府会托底！股市能救，那房市应该也能救，不救？那民众就要抗议、示威、游行——经济面尤其房地产面就变成只能涨不能跌的局面，整个房地产经济把全香港都绑架了。
这些话在1998年看上去有些书生意气，后来却一语成箴——不然6年后港人游行怎么来的？
由此，汲取教训的港府在10年后的全球金融危机中不管怎么跌，再也不救市了，那时担任特首的正是目前极力主张救市的曾司长。
所以，人性这东西，很多时候是此一时彼一时也。
不过从策略上说，港府入市时机经过精心选择：接下来2天，8月15-16是双休日，8月17日为香港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【注：安排在8月第三个周一，该日假期是1996年全国人大香港特区筹委会以单行条例明确规定，但香港正式回归后不列入公共假期】，香港市场一连关闭3天，政府相对有更多时间调集头寸，同时对各方做好解释工作，缓冲和消解部分反作用力。
但对常天浩来说，他关心的并不是休市期间香港的应对，而是关心自己账面上的资产。在周五收盘时高洋未在大户室出现起，他就隐隐约约感觉不对；周六、周日两天，他虽然在图书馆思考、整理那篇关于10年中长期预测的文章，但心里总隐隐约约觉得有问题。
所以周日下午时分他再也忍不住了，直接去银行刷自己的存折，看看钱账户了没有：按照结算管理，应该把上次20多万未结算的港币和周五那笔67.5万的港币结算进来，同时扣除他的手续费和利息。
但等3点半刷了存折之后，发现上面根本没有进账记录，他忽然有些紧张起来：上次结算是中午就打入的，这次都下午3点半了，怎么没有？
有心去新世纪看看，结果没发现有人工作，他更觉得蹊跷。平心静气想了2分钟，他概括了3个可能：
第一，南方公司没把钱打过来——无论有意还是无意；
第二，钱已到新世纪，公司还未来得及打款；
第三，公司不想打款。
第二种可能无所谓，只要等待一下就好，但如果是第一或者第三，那意味着自己有麻烦了。
本想直接给高洋打电话，但想起高洋中午时隐约闪烁的眼神和下午未出面的诡异，他硬生生忍住了冲动，拨通了小琴的电话：“琴姐姐，能找你问件事么？”
“怎么了？”